王柢教授是我国土木工程界的老前辈，一代宗师，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是我国综合优化工程决策原则的创立者。他也是我在唐院读书时我所在的铁道建筑系的系主任，为我们授过课，是我的老师。在他的晚年，我与他还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交往。

我1955年9月考入唐院铁道建筑系时，王柢教授当时正是这个系的系主任。但那时新生入学即不举行开学典礼，更没有什么专业介绍，所以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员工们虽被录取到铁道系，但并不认识我们的系主任。只是到了二年级后半学期，即1957年春季，党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发动大家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我们才听到和看到当时学院里的一些知名教授的名字和他们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自然也包括王抵教授。很快王教授被划为“右派”，接着是大会和小会的口诛笔伐与大批判。不过那时的批判还算“文明”，只动口不动手，被批判者并不露面（也可能坐在台下）。即使这时，我们也是只知其名，并不认识其人。

真正认识王柢教授，则是在他蒙难后被免去铁道系系主任后，走上讲台为我们铁建55级的员工们讲授《铁路选线》课，这大约已是1958年的春季了。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他在第一次为我们讲该课程的绪论时，曾作过一个比喻，说“旧中国的铁路是一杆枪，而新中国的铁路是一碗饭”。听到这个比喻，我们当时就觉得十分牵强。但仔细想想，王教授当时的处境，也应是出于无奈，话不由衷吧，他未必不知道这个比喻过于勉强。王教授的讲课，是属于那种“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风格。他语调不高，节奏缓慢，言语简炼，不时还要停顿一下，不注意听时，很可能觉得枯燥乏味，但细细听来，他的讲课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句句有内容，十分精炼，一讲课下来，看看教材，却有一、二十页之多。只可惜一个学期的课没上完，全国“大跃进”的形势急速发展，学校停课，开始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运动。王教授再次给我们上课，则是在1959年夏季，我们航测班结束了为时半年的航测内外业实习后，回校补课。王教授为我们补完了原来因搞运动而未学完的《铁路选线》课程中的“站场设计”部分。

1959年9月，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于铁道系测量教研室。虽与王教授同在一个系，但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了。1971年，学校搬迁到峨眉后，王教授的家当时还未过来，他只身一人住在东坡，曾与我家作过短暂时间的邻居。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那几年中，我已退休，王教授那时也已近九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精力也还充沛。他常常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他家聊天。能有机会和这样一位大师，老前辈亲密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和真知灼见，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我自然欣然允诺。于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在干什么，只要是王教授约我的电话，我会即刻赶往他家。说是聊天，其实主要是听他谈论他对我国铁路建设得失之分析与见解，以及他对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看法和他的综合优化理论与方法等，我也只是偶而地插上几句话。在他的谈话中，从未听到他诉说自己经历过的磨难，也未见他发过任何劳骚和怨言。他谈论最多的还是对我国铁路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对存在的失误的中肯分析，以及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时也夹杂一些个人经历的回顾。

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曾与钱学森同校，那时的钱学森，已表现出超人的天赋，非一般同学可与之相比。还谈到他与钱钟书是同一年考入清华的，钱钟书读的是外国文学系，而他是在土木系。他还曾是班级的篮球和排球队员。他知道我是搞航测的，还拿出他在美国留学时在市场上购买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用航空测量方法测制的地形图展示给我看。

王教授认为我国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他列举出了大量事例说明。但也存在着失误，这些失误不是中央方针政策，也不是具体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而主要是技术层面上决策方面的失误，这其中主要体现在：线路标准选择过高，牵引动力选择不当。他说我国的铁路设计标准，是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制

来源：刘文熙